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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访古, 鉴史知今

作者:范 勇日期:2017年1月10日 12:45

  中国西藏,历来是一个海内外人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片雪域高原一直充满着神奇与秘密,有关的话题常常成为世界性的热点。

  不过,不缺乏人们关注的西藏,长期以来却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让人们认识蒙眬、迷失,不仅是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更在于其模糊的历史史实。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有人类活动?古人以什么谋生,是什么生活方式?历史上有哪些不同的先民集团活动,以后形成什么民族?他们的民族文化有什么特点,与汉、羌等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文化与血缘联系?他们的历史又是怎样,在中华历史长卷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应该说,这些问题,不仅是海内外普通人不知晓,就连许多学者也不得而知。

  最近,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地考古》(8开,全10册)套书的问世,较好地解决了上述诸多问题。该书不仅揭开了笼罩在西藏高原历史文化上的神秘面纱,并且系统地展示了这一地区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

  这是一部有关区域考古的学术文集,也是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一部重要的、有价值的学术图书。

  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它的唯一性,它是一部填补中国考古学术空白的专书,同时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展示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艺术的专书。

  历史上的西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土著文化、藏羌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系,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相关的历史文化记载却少而零散。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有关西藏的历史英雄事迹多是部落老者、行吟歌手的口头传播,有关西藏的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典籍只在社会上层和藏传佛教高僧中流传,有关藏族的传统习俗和民俗文化只在少许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的游记、旅行书中有限地留存。

  毋庸讳言,一些受过人类学与考古学训练的西方学者,曾在西藏从事考古调查与研究,他们是西藏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开启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意大利藏学家朱佩塞﹒杜齐,他所著《西藏考古》(原名《穿越喜马拉雅》),曾谈及藏王陵、史前时代等遗址,但他的资料和研究依然零散和薄弱,对于今人欲系统全面了解西藏历史文化,帮助不大。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藏考古的重担就落在中国考古工作者的肩上。不过,这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由于历史文化记载是如此之少,地下的考古发掘更是无从谈起,很长时间内,西藏的历史文化面貌一直不是很清晰,懵懂混沌的结果,便是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恶意篡改和歪曲历史史实,由此而引发出一系列境内外的政治诉求问题。

  西藏考古的转机,是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其间西藏考古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成果。西藏地区的古代遗迹、遗物、遗存 ,相关涉藏地区的古代文化遗迹、遗存、遗物,以及流散于海内外的涉藏文物,都得到了认真地对待和研究,从而使得国内学界编撰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藏地考古的地相关文献以及研究文集的大型图书成为可能。《中国藏地考古》一书,是历史正本清源的图书,也是民族优秀文化展示的图书,更是发掘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图书。故其出版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将之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总之,该书使我们贴近西藏历史文化,让国内外学界逐步接近了西藏社会事务的历史真相。

  它的价值,有多重:一、该书是中国西藏考古工作者和涉藏考古学者多年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二、该书是西藏文物考古资料的总汇;该书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田野调查简报、田野发掘报告、考古遗迹勘查报告、考古研究论文之外,还涵括有专门的文物研究、艺术考古,以及文物志书等;三、该书是目前国内质量最好的同类考古文集。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是教育部重点人文学科基地,也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其潜心开展西藏考古工作二十多年,他们栉风沐雨,走遍了西藏的千山万水,经受住高原反应,不辞辛劳,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他们与西藏文管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及西藏周邻省市考古工作者,为西藏考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藏地考古》正是这批汉藏考古工作者多年致力于西藏考古的心血结晶,是他们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中国藏地考古》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文集,内容丰富多样,考古科研成果包含报告、著作、论文等大类,分为田野考古、艺术考古、综合研究三编,按历史时代划分三个阶段,即史前和前吐蕃时期、土蕃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内容涵括旧石器、新时期时代遗址发掘,遗迹、遗物的田野调查,古代岩画、石刻、题记、摩崖刻画造像、寺庙建筑、寺庙遗存遗物,藏王陵寝、墓葬,古王国遗址、宗教艺术、宗教文物等多方面;而且还涵括了部分西藏史料、文物志书等,较之以前西藏的所有书籍,完全不能等同而语。它是迄今为止的一部西藏历史文化大全,说它是西藏文物考古资料的总汇,也基本相符。

  与其他区域考古一样,西藏考古材料也有其零散、凌乱的局限性,而且不规范的现象更为突出。《中国藏地考古》一书的编篡,较之一般的学术文集要繁难很多,不仅是文稿的文字编辑和技术处理繁难,而且还要做大量的书稿整理工作,编辑这部图书,其难度不亚于整理一部古籍:遗址遗存地名常常不规范,由于以前的藏译地名或过去的旧地名与今天的县域、区、乡名不符或差别,致使用语和图文混乱,这需要规范统一;河流、山谷地名一律按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统一规范。学术论文有多种文字,除国内学者外,收入本书的非汉语论文(英、日、法、德),除论文正文译成汉语,参考文献与注释都保留外文;中外文对照,外文论文,以及许多术语译名,这都需要核对规范。各种不同的文章体例也按题目、作者署名、正文、附记、参考文献、英文提要等统一标准规范;五花八门的论文注释和文献参考,也需要按照要求,全书规范统一。其中编篡最难的工作是处理和整理那些具有多种名称但实际同义的术语,这些汉语文章中的术语多为人名、地名、宗教用语等,大多来自藏语、梵语、汉语的音译,而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拉丁语文章也存在许多转译、对译的情况;整部图书中一物异名和一物多名的现象比较常见,如历代藏王的名字,各汉译西藏史籍就不规范,《西藏王统记》《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都有一人异名的情况存在,如仲年德如/仲宁德乌,朗日松赞/囊日论赞,都松芒布支/都松芒波杰,热巴巾/赤热巴坚,等等,甚至还有一人数异名的现象,如赤聂松赞/赤宁松赞/赤聂桑赞/赤聂汝赞。宗教用语混乱不相统一的情况更是多见。学术论文中的这些问题,都在《中国藏地考古》中得到较好的解决。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同类图书中质量最佳的图书。

  我们知道,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文本及其内在的意义和符号象征的解读是有差别的,这也是学术魅力所在,但作为一部专书,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规范,则无疑会大幅度提升其学术价值。《中国藏地考古》将众多学者的研究进行认真整理,编辑,技术处理,使之成为一部内容、体例、行文、格式规范,质量上乘的图书,利在学界,功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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