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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话鉴藏

作者:范 勇日期:2017年1月10日 13:39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文物鉴藏的年头也不算晚,如果我们从商代郑州商城中藏有夏代玉璋算起,文物鉴藏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我国历史虽然悠久,这文物鉴藏在大部分时间内却与普通大众无关,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文物以及收藏只是帝王和王公贵族的特权,文物鉴定也只是少数人所关心的问题。既然是少数人的事,一般的文人也搭不上边,所以,有关文物或古玩鉴藏历史的文章也就难得有一见。今人提到文物鉴藏历史,也就难免大脑一片空白。

  如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由于大破土,大盗掘,深藏于地下、湖泊、海水之中的文物,以及深宅古院中窖藏的文物,被大量出土并流散在民间,文物收藏由过去非常小众的活动变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大量非传世的、前所未见的出土文物出现,凸显了文物鉴定的难度,加之利益冲突和陈旧观念,必然带来文物鉴定的混乱局面。

  由于过去对中国文物鉴藏历史的忽略,今人提到文物鉴藏,大多只晓得清代民国时期的事,津津乐道的不外乎当时北平琉璃厂的古玩商和一些文人雅士的逸闻趣事,两耳充斥的是类似天方夜谭似的发财神话,眼里所见到的多是商人手里的艳俗传世明清彩瓷和青铜杂项普品。清代民国时期的一些古玩类图书,如《引流斋说瓷》《古玉辨》等,成为今人鉴藏的依据。尤其是民国古玩商赵汝珍著的《古玩指南》正集、续集以及《古董琐话》,更是风靡一时,直至今日仍不断再版。客观地说,民国古玩商的鉴藏水平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当今几代收藏者;所以,迄今为止,藏界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专家,其眼力和见识也都还未超出民国古玩商的水平。

  眼下,有关文物鉴藏的正本清源,就显得很有必要:以古鉴今,追溯源流,明白事物发展的过程,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用在文物鉴藏上,更是适宜的。了解中国文物鉴藏发展过程的大概,有助于今天的我们思维清晰,而且能让我们明白,文物鉴藏不能因循守旧,也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文物出现很早。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等先民,创造出许多精美玉器,这些文物,是用来祭祀的,是“神玉”,必须由大巫师保管,所以与鉴藏无关。真正意义上的文物鉴藏,应该是始于商周时期。

  商周以迄汉代以前,文物鉴藏局限于极少数人,此时的文物鉴定还处于一个萌芽时期。在先秦时期,基本没有文物鉴定的需求,为何这么讲呢?因为帝王及王公贵族,其所收藏文物的来源比较明确,要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要么是自己喜欢的当代精美的艺术品(帝王及王公贵族专用品和贡品),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器物,都是殷王武丁妃子妇好喜爱之物,是专为她制作的同时期之物。如果要说到文物鉴定,此时的概念是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限于器物材质方面,如春秋时期山西侯马虢国国君墓地,出土了不少玉器,这些玉器既有商代玉器、西周玉器以及春秋玉器,商周玉器显然是历代虢国国君的收藏传承,无一例外的,这些各代玉器的材质都是和田玉(《上村岭虢国墓地》);专收藏和田玉,必然涉及到对玉质的鉴别,可以想见,虢国国君身旁肯定有辨玉之人。战国那个有名的典故“和氏璧”,楚人卞和向楚王献璞玉,结果玉工不识,卞和反被处刖刑;卞和没有放弃,最终这块璞玉被雕琢成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这个卞和,就是当时辨别玉材的高手。

  到了汉代,由于王公贵族嗜好文物收藏,汉文帝子刘武(汉梁孝王)的藏品甚至超过了汉景帝宫廷藏品。其孙刘襄(汉梁平王)也是个大收藏家。而此时的盗墓成风,各诸侯国在自己封国境内大肆盗掘古墓,出土了不少以前未见过的文物;这些西汉诸侯王将这些盗掘出来的古物陈设在王宫中,沾沾自喜。东汉三国时期,盗掘古墓风气更炽,曹操专设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等官职,这些军官专司盗墓。孙权也不甘落后,依样画葫芦,设官盗墓。他们盗墓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贵重材质古物,金银玉器,好变现来弥补军饷的不足。此时期的文物鉴定,还处于初期阶段,人们对文物的认识还朦胧不清。玉器主要辨别是否和田玉,金银器主要辨别金银含量;除了辨别器物材质,还难以给文物断时代。公元前116年,有人将挖出来的青铜鼎作为贡品送给汉武帝,汉武帝大喜,认为是天降祥瑞,为此改元元鼎元年,但却始终没搞清出土青铜鼎的制作年代。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不止,世道不平,但王公贵族之间的鉴藏之风仍绵延不绝。此时文物鉴藏有所进步,出现了给文物断代的现象。如齐武帝长子南郡王萧长懋得到一批古墓中出土的文物,他和幕僚将其确定为战国楚王墓中之物,这批文物中还有“玉屐”“玉屏风”等宝物 (《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南齐竟陵义宣王萧子良文物收藏品太多,甚至还在府宅专门办了一个分门别类展示藏品的“博物馆”(《南齐书》)。古玉和字画,成为当时鉴藏的主流。南朝梁元帝也是嗜古之人,在朝收集了一大批文物,大多是字画,可惜国家一亡,那些珍宝都被付之烈焰。隋炀帝也是一个文物收藏家,不过他的收藏品也算是遇人不淑,遭到同样下场。

  在唐代,字画、金银器、玉器、瓷器都有佳作问世,带动了爱好者收藏的愿望,古物玩赏的圈子有扩大的趋势。帝王自不必说,如唐太宗喜爱前人字画,派萧翼设法将别人手中的王羲之《兰亭序》搞到手,“萧翼赚《兰亭》”一事成为历史美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大臣、社会名流许多人都成为玩古之人。其中著名的有颜师古、皮日休、张籍、裴休、僧人履空等。由于古玩收藏的盛行,此时出现了文物造假,与此相适应,真正意义上的文物鉴定也开始出现。如唐宣宗宰相裴休得到一件据说是春秋齐桓公所铸的大铁盎,他宝贝得不得了,到处炫耀;后遇到高人,指出他所收藏的大铁盎不过是一件赝品。鉴定文物真伪,似乎自此开始。

  五代时绘画、瓷器得到长足发展。前后蜀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画院——翰林图画院,许多优秀画家聚集其中,领军人物便是黄筌、黄居寀父子。黄筌与其子居宝、居寀等画格调富丽,成为北宋画院“院体”的标准。画迹有《桃花雏雀图》、《海棠鹁鸽图》等。传世作品《写生珍禽图》卷,用笔严谨、精练,设色华丽,形象刻画生动逼真。黄筌父子的画体在中国古代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同时也带动了五代统治阶层的书画收藏热。南唐元宗李璟、后主李煜喜爱书法字画,宫中藏有图籍万卷,闲暇时赏玩。吴越国国君钱俶也喜爱书画,重视瓷器制作,产生出著名的越窑秘色瓷。明人将南唐后主李煜、吴越国国君钱俶列为史上最早的古玩鉴赏家,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有较高的审美且久研字画,藏品又丰富,对古代字画的鉴定,应该有所心得。

  宋代时,由于金石学的发达,也由于政府的保护和提倡私人收藏文物,古玩文化得到空前巨大的发展,我国文物收藏达到第一个高峰。

  当时北宋著名的鉴藏家有帝王有宋太宗、宋徽宗等;王公有越王赵悞、燕王赵似、嘉王赵楷、濮王赵仲忽等;权臣有蔡京父子、童贯、高俅、王黻等;大臣和名流有吕大临、夏英公、文彦博、潘佑、米芾、李公麟、杨褒、沈振、陈圣与、赵明诚、李清照等。北宋后期,玩古之风由王公贵族大臣上流社会传入民间,陕西长安街上于是有“宝货行”即古玩商店出现;北宋京城开封,“相国寺内万姓交易……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之类”,说明相国寺内也有了古玩市场。玩古成为社会风尚,加上宗庙、家庙又有祭祀礼器的需求,慕古和现实需求相结合,于是带动整个北宋仿古器不断问世,主要是仿制商周青铜礼器,材质主要是青铜和瓷器。北宋鉴藏家中最为著名的是宋徽宗赵佶,他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各类文物,青铜器、玉器、字画、瓷器、金银器等,据说已达万件之上。五代黄筌父子的画成为北宋宫廷重点收藏对象,北宋《宣和画谱》中辑录黄氏父子入藏宣和内府作品多达922件,为全国之冠,且称“筌、案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宋徽宗还亲自组织皇室大臣的古物赏玩宴会,与会者赏玩的文物等级也很高,为“汉、晋、隋、唐书画”,“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等等(《太清楼特燕记》)。此时的文物鉴定也有长足的长进。宋徽宗本人乐此不疲,每次古物鉴赏会是“亲指示,为言其概”(《保和殿曲燕记》),他能对鉴赏的古物说出些道理,足见他对这些文物已经了然于胸。北宋精于文物鉴定者还有米芾、李公麟等,米芾“精于鉴裁”古器物和书画;李公麟“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又画古器如圭、璧之类,寻名考实,无有差谬”。二人都是北宋著名画家,精于书画,艺术造诣高,又鉴藏古器物,眼力果然了得。当时文物鉴定偏重于青铜器和字画,鉴定真伪和断代已有相当经验;对于古玉,鉴定还相对停滞,还多停留在材质辨识上,即“真玉”和“假玉”之辨。如大文豪苏轼,为识别古玉材质,还专门请教老玉工,能否用定窑瓷片的刻画来确定“真玉”“假玉”(《东坡志林》页11,明稗海本)。除了古物赏鉴宴会之外,宋徽宗也曾多次上朝时在朝廷和群臣碰头,研讨如何识别“真玉”与“假玉”。这段时间,与文物鉴藏相关的图书也相继出现,最有名的是登载了宋人所见并记绘下来的大量青铜礼器图谱的《宣和博古图录》和《考古图》等。

  南宋虽偏安江南,玩古之风却依旧,甚至不输于北宋。当时著名的文物鉴藏家有帝王宋高宗,宗室赵孟坚,大臣张浚、贾似道、周密、毕良史、赵希鹄等。帝王和权贵热衷收藏,也带动了文物鉴定的发展。宋高宗赵构收集了许多古器物和字画,因真伪问题而烦恼;江西管理漕运官员蒋粲发现一位名叫毕良史的人精于文物鉴定,专门推荐给朝廷,成为宋高宗的近臣,解决了宋高宗收藏鉴别真伪的难题。毕良史还因此升了官。赵希鹄也精于古物鉴定,他著有古物鉴赏专书《洞天清禄集》,其中不乏许多精到的文物鉴定。当时社会出现相当数量的古玩商店(“古董行”“七宝考古社”等);除了仿古器物之外,赝品也开始增多,当时有人专门针对藏家制做赝品,冒充文物,以求一逞;还有人自诩做假水平高,专门拿赝品要考那些自称擅长文物鉴定之人(岳珂《桯史》)。

  元代承袭赵宋玩古遗风,而且更有发展。帝王身体力行,元文宗就是一个大收藏家。由于蒙古人的生业为游牧,将国内许多耕田辟为牧场,墓葬也时兴深埋,不封不树,没有坟堆,这就间接抑制了盗墓行径,出土古物也相对减少;此时科举不兴,昔日的士大夫子弟断了仕途念想,专注于收藏者更众;他们限于财力和鉴识能力,收藏古物的范围有所扩大,诸如瓦、陶、砚、漆器等昔日不太受人关注之物,也皆在收藏之列。当时著名的文物鉴藏家有柯九思、虞集、鲜于枢、倪瓒、陈深、袁桷、张伯雨、郭佑之、姚端夫、张受益、乔达之、汤允谟、赵伯昂、杨瑜、赵雍、杨元诚、薛玄卿、王仲达、靳公子以及诸多方外之士,如道、僧等。文物收藏大家赵孟頫元贞元年从大都(北京)一次就购买了许多古玩,其中有古铜器、洮石砚、古济砚、各种字画、各种古玉器等。随着社会玩古热的兴起,大都(北京)专做古玩生意的古玩商为数不少,古玩商店也不鲜见。同时,元代文物修复技术也随之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碎为几段的汉代铜马,用药焊修补,“复玩如新”(《砚北杂志》)。当时精于鉴定文物者也有,著名的有陆友仁,史书上说他“博鉴古”,他撰写《砚北杂志》两卷,记载所见、所鉴的古玩,涉及古陶、瓦当、古玉、汉代铜马、唐代印函、五代金蟾蜍、镏金铜方鼎等,为数不少。最有名的要数赵孟頫,他是赵宋宗室之后,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是著名书画家,而且收藏文物甚多;对于自己的藏品,还给以断代,如收藏的青铜鼎,他区分为商鼎、周鼎、元代鼎,如此断代,没有一定的文物鉴定眼力是难以确定的。元代也有仿古,瓷多仿宋代几大名瓷,如元汝、元钧、元哥、元官、元定、元龙泉等,取其形似而不甚精细;玉器仿古,主要是在玉器表面上做色——烤黄,用于秋山玉仿秋天苍黄之色。元人朱德润著有《古玉图》,将他所见古玉按器型绘制成图,著录成书。由于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民族差异,相对而言,元代统治者对古玩的兴趣不大,完全按照古器而作伪的赝品在元代并不算多。

  明代是玩古的大发展时期,可谓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第二个高峰期。

  有明一代,收藏风气浸染,遍及社会富贵阶层。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明代帝王大都嗜好并倡行文物收藏有关。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始,永乐帝、宣德帝、万历帝皆热衷于古物收藏;还有被人诱导而喜好收藏的成化皇帝,“成化末年,太监梁芳辈导引京师商贾,收买古今玩器敬奉,启上好货之心,由是倖门大开,金夫子弟,各以珍异投献求进……”(《菽园杂记》),结果成化帝也“被迫”成为大收藏家。明代帝王宫中收藏品丰富,超出前代,还有一个原因,除臣僚上贡和购买之外,凡是罪臣家中的古玩,也尽数没收藏于内廷。明代诸藩王玩古亦很盛行,如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有燉、鲁荒王朱秐、宁王朱宸濠等,皆为文物收藏大家。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以谋反罪被诛,他的家产被籍没,其中有古画四十缸、古铜器五十缸,古铜炉八百三十座等(《朝野异闻录》),其古玩之多,由此可见一斑。明代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财富增多,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此时的达官贵族、巨富大贾皆以玩古为附庸风雅之途,藏古聚财之道。他们或挟巨资,重金争购;或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其所收藏的文物数量不容小觑。特别是江南一带,“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妮古录》)。明代收藏大家众多,见于文献记载而有姓名可征者不下百余人。其中著名者有顾阿瑛、縢用衡、吴文恪、缪贞、史尚宝、稽应科、朱大韶、项锡山、姚汝循、胡汝嘉、张居正、韩世廉、王弇州、金蕴真、黄鹤秋、严石川、朱敬循、朱正伯、朱宗伯、董其昌、严嵩、严世藩、田宝幢、顾秋涧、姚云甫、胡太吴、盛秋宇、沈佥士、张葆生、郑芝龙、郑成功等。权相严嵩父子,收藏古玩不仅品类齐全,而且数量众多。据他家被抄时的统计,计有柴、汝、官、哥窑等古瓷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古铜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古琴五十四张,古玉器八百五十七件……(《池北偶谈》)。严嵩父子俩位极人臣,藏品数量惊人,亦在意料之中。玩古者既众,文物收藏供不应求,于是仿古成风,而且这种风气始自帝王。宣德三年,皇帝下令工部尚书吴中用精铜铸造宫廷、宗庙、及藩府、政府机构等所用礼器,“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图)》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宣德鼎彝谱》)。著名的宣德炉就是这个时期的成功之作。皇室仿古,官窑所仿瓷器瞄准的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而且基本是托名款,制作精良颇有迷惑性。皇室仿古又带动了民间的仿古,限于成本,明代民间仿古主要是瓷器仿古,而且多是“后仿前朝器”,即“托名款器”。受玩古风气和商品意识的影响,按照古物制作并作伪的赝品来牟利的事情于是也开始大量出现。

  与此相适应,明代的文物鉴定也得到大发展,鉴定家数量大增,其中眼力好鉴定精者有縢用衡、沈云鸿、董其昌、项墨林、曹明仲、高濂、张茂实等人。縢用衡,苏州人,曾参与《永乐大典》编撰,是永乐时期最为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受到时人极力推崇:“好古博雅,自三代而降,山镌石刻篆、籀、分、隶之文,靡不穷究考核,探极其源;商彝周鼎款识、唐宋名公图画,见辄能明辨是非,吐论恒惊座间”(《妮古录》)。由于他善鉴古器物,官职待诏,专门伺奉永乐皇帝赏玩古书画和古器物。沈云鸿,“特好古器物书画,遇名品摩抚谛玩,……甄品精驳,历历有据依,江南鉴赏家推之”(《太平清话》)。明末人张岱性喜古玩收藏,还热衷鉴定,他在《陶庵梦忆》书中在记载古玩逸事趣闻之后,还常对所涉及的古玩谈出自家的看法;在他著的《夜航船》一书中“三代铜器”条下,谈了他对青铜器的鉴定观点:“花觚入土千年,青绿彻骨,以细腰美人觚为第一,有全花、半花。花纹全者,身段瘦小,价至数百。山、陕出土者为商周鼎。河南出土者为汉器,以其地有泻卤,铜器剥削,不甚贵。故铜器有河南、陕西之别”。这些鉴定经验,今天看来也是大部分正确。明代鉴藏家最为有名的要数董其昌,时人称“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万历野获编》)。誉之为“法眼”,足见评价之高。名气略逊董其昌在书画鉴定上亦能与董其昌并驾齐驱的要数项元汴墨林,项墨林收藏既富,鉴赏亦精,其“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韵石斋笔谈》)。现在国内国有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明代中叶以前的字画,其上往往能够见到印有项墨林鉴藏钤印或题跋,由此可窥其鉴赏之精。明代谈古玩鉴藏的著作也大有增加,主要的有张应文(茂实)《清秘藏》。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曹昭(明仲)《格古要论》)(后王佐增补十三卷而成《新增格古要论》),等等。

  清代是玩古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第三个高峰期。

  清初为朝代更换时期,革故鼎新,玩古之风受挫。康熙皇帝为巩固统治,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暴力镇压社会不满情绪;一方面大力提倡汉人传统文化,对于明代士人的玩古风习亦颇赏识,并且身体力行,带动清王公贵族的古玩赏鉴之风。康熙朝的两位权相索额图、明珠,皆是收藏大家,索额图,虽是满人,却深谙古玩鉴定之道:“索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明珠收藏书画而且擅长鉴定:“明相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亦一时之盛矣”(《啸亭杂录》)。当时的收藏大家著名的有王士祯、周亮工、宋荦、冒襄、姚际恒、吴练如等。如果说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玩古风习还处于逐步恢复阶段,那么到乾隆时期,整个社会玩古之风炙热,达到鼎盛阶段,这种状况与乾隆皇帝热爱古玩收藏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大臣见乾隆喜好古玩,于是争相进贡古玩邀宠,清宫中的收藏大大扩展,书画古物,数以万千,乾隆在赏玩之余,将许多书画法帖编为图谱若干种,如《敬胜斋法帖》(内府拓本)、《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等。乾隆既然如此痴迷古玩,王公大臣们便上行下效,纷纷以收藏古玩文物为时髦。乾嘉时期的诸臣,大都是金石学家兼古玩收藏家。一时之间,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富厚之家,基本没有不玩不蓄古玩的。江南缙绅“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古董,三者精,可抵公卿间矣”(《茶余客话》)。玩古已经成为社会时尚,做官和经商者,家里陈设有瓷器、玉器、甚至青铜器,既是财富展示,又是较高社会地位的标识。受此种有钱有权者玩古风气侵染,就连普通殷实人家玩古也风靡一时,家家户户无论多少,古玩总有几件,例如孩子身上的银质长命锁,妇人头上的翡翠簪笄,男人身上的玉配饰,以及零散的古钱币,等等。

  收藏古玩者众,收藏古玩的范畴也大大扩展,清代时期的杂项,如竹、木、牙、骨雕件,各种古钱银币,珠宝类如碧玺、水晶、琥珀、蜜蜡、珊瑚、车渠,以及琉璃、金银饰件,文房四宝等,都纳入古玩品类之中;玉器除和田玉古玉之外,翡翠也开始流行。

  与整个社会玩古风气相适应,有清一代,古玩行业得到大发展,京城和江南,古玩商铺荟萃;西安、洛阳等古都,因为有大量古物出土,也是古玩商铺云集。尤其是北京城里的古玩商铺,成为封疆大臣、外地官员打听京城政情和朝廷内幕的最佳场所,同时也是上贡邀宠、行贿官场、打通关节必须光顾的地方,因此古玩店铺和古玩买卖都得到畸形发展。康熙时期,琉璃厂成为京城的古玩集散地,有固定的商号和摊点。时人描述其场景时说:“官署前头做广场,鼎彝书画布成行”(《琉璃厂行》)。乾隆时期,琉璃厂愈发成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古玩集散地,“京师琉璃厂,列肆如云,骨董居其大半”(《赓缦堂杂俎》)。

  清代文物鉴赏之风盛行,鉴赏大家相继世出。著名的有清早期的索额图、明珠、王世祯、冒襄等;中期的阮元、庄迂甫、张卿凯、鲍鼎等;晚期的瞿中溶、赵之谦、王懿荣、罗振玉、饶登秩等。研究古钱的鉴赏家尤其之多,无以胜数。清代文物鉴定最著名者当推阮元,嘉庆时期著名金石学家阮元,不仅收藏品丰富,而且专长于金石研究,也精于青铜器鉴定,著有《集古斋钟鼎彝器歀识》,此为清代第一部研究青铜器的专书。罗振玉收藏品种类丰富,后专注于甲骨研究和鉴定,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成为甲骨文研究大家。

  晚清自后,社会变革,玩古之风虽然略减,但仍然不諁,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店铺依然有一百四五十家。此段时期,古玩商仿古之作和赝品制作之风兴盛,大量仿品赝品充斥市面。此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层面对文物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文博系统清理馆藏品、文物定级和征集民间流散文物提上议事日程,于是文物鉴定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国家借助曾经的古玩商的鉴定经验和能力,抽调他们进入文博系统,充实故宫和国家博物馆的鉴定人才,弥补国有博物馆在文物鉴定上的不足;同时着手培养国有博物馆自身的文物鉴定人才。一些有家世背景学问很好的知识分子,受家庭鉴藏风习熏陶影响,自学钻研成才,成为一代大家。由内行担任国家文博系统领导,也给文博系统的鉴定专家提供了诸多学习提高的方便,特别是一些具有一定鉴定能力的文博专家在巡查各地博物馆藏品给文物定级时,开阔眼界,见多识广,眼力有了较大提升,成为了新中国文物鉴定界的栋梁。著名的已故专家书画有张珩、徐邦达、谢稚柳、刘九庵、杨仁恺等,青铜有容庚、商承祚、唐兰、陈梦家、马承源等,瓷器有叶麟趾、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等,家具杂项有陈梦家、王世襄等。但他们只对国家博物馆藏品鉴定,社会上的流散文物则主要由各地的文物商店负责鉴定。地方文物商店中已故有名气的,有北京文物总店的李心田、四川文物总店的乔德光等人。

  这些有名的鉴定家,尽管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无一例外的都有相关的实践经验,或是考古调查寻访,获取第一手资料,如叶麟趾、陈万里、冯先铭等,皆是调查瓷器窑址,明白瓷器窑口特征。或是家有藏品,如陈梦家、王世襄、容庚、商承祚等,陈梦家善画会诗,精于青铜器断代和甲骨卜辞和金文鉴别,又精于明清家具鉴定;王世襄受陈梦家的影响,依托于家藏和收藏的古家具研究,故能擅长于明清家具鉴定;他学习鉴定字画,缺少藏品便到处走访,借大收藏家张伯驹收藏的字画来研究字画用笔、画风、装帧、材料、题跋、歀识、墨彩、印泥等;容庚、商承祚依据家藏青铜器,精通金文,擅长于通过青铜铭文、器型来辨别真赝。有的本身就是古玩商出身,如孙瀛洲、刘九庵等,孙在北京琉璃厂开有“敦华斋”古玩铺,刘也在琉璃厂开古玩铺,他们都是从学徒做起,摸爬滚打,实战经验丰富,而且孙瀛洲还有研究能力,善于经验总结。有的是古玩学徒出身,依托国有文物商店收购民间流散文物,从而提高了眼力,如李心田、乔德光等。有的是本身就有鉴定基础又依托国有博物馆藏品进行研究,提高眼力,如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马承源等。遗憾地是,上述文物鉴定名家虽然各擅所长,但多数人并未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文物鉴定经验和心得,更没有编出相关文物的鉴定专著和教材,难以系统地培养出后学人才来。

  正本清源,鉴古知今,如是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文物鉴藏的历史和现状。当前国内的文物现状是,非考古发掘和盗墓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有许多从未面世的珍贵文物;许多新出土文物由于不被今天的一些专家所认识,造成了不少民族文物的流离失散,甚至大规模地流向境外;国内的这种千年难遇的文物鉴藏状况,不仅对人们的思维带来巨大冲击,而且几乎颠覆了学界的固有观念和传统知识体系,也令文物管理机构对中华文物的认知产生了较大偏差。由于民间流通的文物数量惊人,许多民间收藏家收藏有大量的民间流通的文物,有的甚至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许多省级博物馆,却无法研究、展示、交流,甚至守着金饭碗而经济拮据。在国家文物安全面临重大危机的今天,如何保护中华文物这张“金色的名片”,如何在文物鉴藏上突破旧有观念的束缚,完善和提高文物鉴定,在文物鉴藏理念和实践方面有所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张勋燎《古玩文化史谈》,《古玩赏析》,巴蜀书社,1994年。

  赵汝珍《古玩指南》(范勇译注),漓江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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