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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帮”式的文博体制,必须彻底革除

作者:母智德日期:2017年1月10日 14:10

  何谓“行帮”?行帮乃是旧社会同一行业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结成的小团体。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商业、运输业、手工业、艺人乃至乞丐中,都要组成行帮(也叫行会、帮口),以保护本帮会众的利益。

  以景德镇陶瓷业为例,明代后期,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浮梁土著逐渐式微,业瓷者转变为以外籍人为主、以地域乡族为主要特征的行帮组织,逐渐取代了本地匠族的地位。清代至民国是景德镇行帮组织兴盛的时期,形成了以“街师傅”为“头领”、以“三窑九会”为核心、数十个与瓷业有关的小帮会为基础的三个层次的行帮组织。它们通过严密、规范和细致的行规来约束帮内成员。行帮组织所制定的帮规,任何帮内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若有违反,轻者罚款,重者“剁草鞋”(即开除本行会籍),永远不能从事本行工作。行帮甚至豢养一批武装走卒、流氓打手,对不服从行帮头目的成员任意捕缉、送官究办。瓷业行帮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执之业,各据一帮”,“所据一行,不传他人”,“其业之精者,且仅传其本帮,而世守其业”。行帮为了维护本帮利益,绝不允许异己的存在,排斥异己、打击异己、甚至消灭异己,也就成了行帮的一大特色。1927年6月,为了排斥异己、打击异己,“都昌帮”与“乐平帮”发生了械斗,持续时间长达三月之久,死伤百余人,其场面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当时的“都乐惨案”。正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苏永明、黄志繁先生在《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一文中所说:“行帮对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的控制,······使景德镇弥漫着浓厚的乡土观念和行业垄断意识,构成了既封闭又相互依赖的行业网络,因而更进一步限制了景德镇瓷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改进,景德镇传统瓷业经济注定要走向衰落。”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政府将所有行帮视为封建残余,一律取缔。但是在中国的文博界,却因某些人一味地强调行业的“特殊”性,虽然在形式上打破了行帮体制,而实际上却给行帮体制在这一领域里的孳生蔓延、全面推行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以致几十年来既无所触碰,更没有丝毫地更新与改革。

  建国伊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博事业,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主管文物的行政机构,各级各类公立博物馆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但在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专业人才异常匮乏。不得已,只能把解放前一些古玩行的商人甚至徒弟吸纳到各级文博机构、博物馆充当骨干力量,以维持文物的清理、研究、保护与管理工作。2011年9月27日《文汇报》刊载的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先生《建国后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一文里就说道:吴仲超“从院外特地调来了从前长期在北京琉璃厂古董店从事古玩经营的原‘悦古斋’学徒刘九庵(1915-1999)、东四“敦华斋”业主孙瀛州(1894-1968)、学徒耿宝昌等一批在鉴定书画、陶瓷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特殊人才,使他们在故宫文物整理和鉴定工作中发挥一技之长”。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还成立了五个小组,负责故宫回收物品的鉴定。这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分别是:玉器(乔有声)、陶瓷(孙瀛洲和耿宝昌)、铜器(王文昶)、书画(王以坤和刘九庵)、碑帖(马子云)。可见一开始把持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大关的就是解放前古玩商行老板和他们的徒弟。不仅如此,作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吴仲超还立下了规矩:“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论其身份、资历如何,都给予很高的地位和必要的尊重”,“并在待遇、职称等方面予以相应的照顾倾斜”。而故宫博物院管理人才的主要来源,也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皇家艺术研究专家珍尼特·埃利奥特在《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紫禁城》一文里所说:“1953年,从朝鲜战场回来的退伍军人被招进故宫,从事故宫的保卫和维修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被提拔为故宫的领导。此后复员军人占据领导岗位开始成为一种趋势,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惯例形成的根源当然与美学无关,但反映了政府把博物院看作国家安全保卫对象的态度。”以致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中国只有两个机构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命令而免遭红卫兵的冲击和破坏,这就是青海省罗布泊核实验基地和北京故宫。”全国最大、级别最高的文物艺品殿堂的业务骨干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构成尚且如此,其他各级各类博物馆也概莫能外。

  不可否认,被吸纳到故宫和各级各类博物馆的旧社会古董商人和他们的徒弟,在新中国的文物清理、研究、保护上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但是,对于在旧社会行帮体制清规戒律下“夹磨”出来的古董商人,只一味地给予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待遇、特殊的尊重、特殊的保护 ,却忽视了对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放弃了对他们群众路线、科学理念、职业操守的教育,致使他们固有的行帮思想观念在新的环境中得到恶性膨胀,甚至形成了文博体制内党政领导必须“唯专家之尊是瞻,唯专家之命是从”的独特风气和惯例。把体制内的专家娇宠成了真正的藏在深宫禁院的“大熊猫”,成了脱离群众、脱离社会、脱离实际、憎恶科学、高高在上的“神仙”、“皇帝”。

  行帮体制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所执之业,各据一帮”,“所据一行,不传他人”,“其业之精者,且仅传其本帮,而世守其业”。以古陶瓷为例,最早进入新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是旧社会琉璃厂东四‘敦华斋’业主孙瀛州和他的徒弟耿宝昌, 1968年孙瀛洲去世以后,耿宝昌就成了“龙头老大”,故尔迄今为止故宫的所有陶瓷专家无一不是孙瀛洲和耿宝昌的徒子徒孙。在人才培养上他们恪守“师徒相传、口口相授”,“所据一行,不传他人”的帮规。于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行帮规矩,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徒子徒孙的头脑中扎下了深根,变成了行为的准则。进而“发扬光大”,形成了“除他们而外,任何人都没有那个智慧、能力和资格胜任文物鉴定”的思维定式,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博系统打造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阳光照不进、科学发展的春风吹不入的、铜墙铁壁般的垄断王国。

  行帮体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通过严密、规范和细致的行规来约束帮内成员。行帮组织所制定的帮规,任何帮内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若有违反,轻者罚款,重者“剁草鞋”,永远不能从事本行工作。”帮主、师傅就是“太上皇”,帮主、师傅的话就是“圣旨”,必须无条件服从,必须无条件拥趸。例如,师傅说“元代没有青花瓷”,徒弟们就把故宫收藏的元代青花器划归为“明代早期产品”;师傅说“唐代以肥为美,女俑都是‘胖妞俑’”,徒弟们就把整个唐代、特别是唐睿宗以前身材窈窕、体态婀娜的女俑一律判断为仿品、赝品;师傅说“汝窑瓷器全世界只有56件”,徒弟们不敢说有57件,后来师傅改口说“汝窑瓷器全世界只有七十二件半”,徒弟们绝不敢说有七十三件;师傅说“鈞不随葬”,当考古工作队从墓葬中发掘出宋代钧瓷后,徒弟们却说“那是埋的地雷,不足为据”;师傅说“五彩是清代才出现的工艺”,徒弟们便把明代及其以前的五彩瓷器一律说成是“臆造品”,一概否定;师傅说“公立博物馆没有的东西,民间绝不可能有,即使有,也一定是假的”,徒子徒孙们不但奉若神明,而且大加发挥——“凡是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律都是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

  行帮为了维护本帮利益,绝不允许异己的存在,排斥异己、打击异己、甚至消灭异己,也就成了行帮的一大特色。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大量的出土古代艺术品,文博领域的专家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精诚团结、号令一致,甚至蒙蔽、裹挟一部分主管部门的官员以及媒体记者,对民间收藏爱好者和他们收藏、保护的古代艺术品实行惨无人道的围剿、封杀;就连他们的同行、同事,只要与他们的观点稍有分歧,排斥、打击也绝不手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李辉炳先生,原本是“五彩是清代才出现的一种工艺”的坚定维护者,但当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考古发掘现场,通过研究、考证后,确认明代就有了五彩瓷器,并撰文予以介绍。这就违反了帮规、触怒了行帮的大佬们,他们不但纠集官办刊物、杂志拒绝发表李辉炳先生的文章,而且大造舆论,说“李辉炳是叛徒”、“李辉炳疯了”、“李辉炳得了神经病”。年已九旬的中国文物鉴定专家、北京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孙学海先生,一生为中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文革”期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冒着极大风险保护了无以数计的珍贵历史文物。经他亲自鉴定、抢救、保护下来的古籍线装书、历代名人字画就达320多吨;青铜器110多吨,仅鎏金佛像就有一万多尊;此外,他还保护了“破四旧”时从四川、甘肃等藏区运到北京的佛像和各种藏佛文物114吨。然而就因为孙老退休以后,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在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为民间收藏者“掌掌眼”、把把关,并提醒体制内的专家“民间确实有真品、精品”。这就违反了帮规,伤害了行帮成员的利益,竟然对这样一位在“爱国护宝”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可敬可爱的耄耋老人进行无端地攻击、诽谤、陷害,甚至沆瀣一气,提出动议,取消了孙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资格。而那些躲在“深宫禁院”里受到特殊保护、享受特殊待遇、优哉游哉、无所事事、致使馆藏文物一多半遭到严重腐蚀损毁的“寄生虫”,反倒成了中国文博界的“功臣”,成了呼风唤雨、主宰一切的“舵爷”,真是天理难容、民怨沸腾!

  按照常理,战斗在文物考古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他们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以及据此的研究成果,应当是最宝贵、最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也应是博物院馆“研究型”专家们研究、鉴定古代文物的基础和重要依据。但由于文博界的行帮体制作祟,只重视“高贵者”,而鄙视实践者,致使中国文博界长期存在着一种反常规、反科学的怪异现象,那就是:科学考古的成果必须经过博物院馆专家们的审查、认同。凡是举办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联席会”大多数都是不欢而散、无果而终。因为科学考古的成果,常常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博物院馆某些“专家”先前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的理论、观点、判断、结论是错误的,行帮专家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守住他们耐以生存的、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学术成果”,总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编造出种种“标新立异”的歪理邪说、奇谈怪论,进行抵制与干扰,甚至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致使许多新的考古成果被长期搁置,不能在文物保护和鉴定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

  文博界行帮体制的核心就是,藐视群众、脱离群众、不相信人民大众的创造精神,抗拒“与时俱进”,反对“科学发展”,践踏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理念;崇尚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封闭保守、固步自封,把他们“瞎子摸象”、“井底之蛙”似的“眼学鉴定”奉为“金科玉律”,视现代科技检测为“洪水猛兽”。可以说,党的“双百方针”在文博领域根本没有得到过贯彻执行,有的只是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一言堂、一边倒,凡与专家观点不合、见解有异的学术文章,绝无在官办的文物收藏报刊杂志上刊登发表的可能。据说,曾经还有十几位行帮“大佬”联名颁发内部“文件”,严令行帮成员:不得承认一件民间藏品是真品。更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文盲或半文盲小孩,跟着师傅当几年徒弟,就能成为后来的文博专家;解放后招进故宫或其他公立博物馆的的中专生,拜师学上几年也能跻身著名鉴定专家之列;而具有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专家、教授、工程师、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以及成功企业家、党政公务员、解放军将校军官的民间收藏人士,在收藏、研究的实践中摸爬滚打十数年、甚至几十年,却不能胜任文物艺术品的鉴定工作,岂非咄咄怪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力提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从而感知、感受、感觉、感想人民群众之所思、人民群众之所盼。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响应、雷厉风行,深入基层了解实情,深入群众倾听民声,深入实际体察社情,为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唯独行帮体制束缚下的中国文博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消极对待、公然违抗。请问,从国家文物局到各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有哪几位领导、有哪些专家真正深入过基层、深入过群众、深入过实际,调查了解中国文博界的真实现状、文物存在与保护的实际情况,或者召开座谈会倾听人民群众对文博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所思、所想、所盼?没有,绝对没有!就连修改《文物保护法》这样的大事,也完全是背着八千万收藏大众,关牖设计、闭门造车。“中藏网”是全国唯一的实名制收藏网站,从这个网站里发出的“中国文物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呼喊,绝非危言耸听;这个网站最近刊载的《中藏网就<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发表意见》、《给文物局领导暨修法同志们的一封公开信》以及《一个违反民意的官样文件的诞生》等一系列文章,确实值得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官僚们认真一读。笔者负责任地认为,这是忠于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仁人志士的肺腑之言,是真正盼祖国强、民族兴的无私无畏战士的正义呼声。

  许多有思想有能力的官员,当他们接受组织安排、奔赴文博工作岗位之初,总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一番贡献。然而,一旦踏进这个“大染缸”,就被封建、保守、因循守旧、形而上学的瘴气所包围,稍有违抗就要失去立足之地,定被排挤出这个“金碧辉煌”而与世隔绝的“衙门”,壮志难酬,只能扼腕叹息;更多的官员则被“同化”,变成了行帮体制的推行者,行帮利益的维护者,行帮“大佬”的代言人,既难以自拔,更执迷不悟。这类文博官员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行帮专家、听任行帮专家的摆布:反对藏宝于民,把民间收藏、保护的古代艺术品排斥于中国文物之外,使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让宝贵的文化资源变成“文化垃圾“;而对馆藏文物却又毫不惜疼,任其“裹着民国稻草、垫着美国棉花、养着现代跳蚤”,像杂货一样堆在库房里,受腐蚀、遭损毁、自生自灭;他们听信行帮专家的谗言,始而把大量出土文物判为“仿品”、“赝品”逼出国门,继而又动用大量国家资金到境外去回购“流失文物”。总而言之,行帮体制使文博界的官员“要么不作为,要么就乱作为”的现象层出不穷,堪称中国各行各业、各部门、各领域之冠。

  “体制”,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体制是联系社会有机体三大子系统——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结合点,是三者之间发生相互联系、发生作用的桥梁和纽带。可见,体制对于国家治理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要弘扬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要全面、有效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物资载体,要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的“中国梦”,要突破中国文博界“利益固化的藩篱”、揭开中国文博界的重重黑幕,就必须“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彻底革除文博界祸国殃民的行帮体制!

 

二0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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