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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文物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母智德日期:2017年1月10日 14:09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加强文物市场法规体系建设,建立文物鉴定准入和资格管理制度,引导规范民间收藏,并要在“十二五”期间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完善。

  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已经严重不适应文物保护的实际国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修改《文物保护法》迫在眉睫,已经成为全国上下、体制内外的普遍共识。《文物保护法》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千百万民间文物收藏的亲历、亲为者,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我们认为,要使《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符合我国《立法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文物保护法》的合宪性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首要的就是要以清醒的头脑、大公的情怀、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中国文物存在的实际情况,客观公正地评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现实状况,旗帜鲜明地纠正有碍文物保护的荒谬观念,大义凛然地抵制破坏文物保护的错误言行。为此,着重对以下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供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参考。

  一、 必须毫不含糊地明确《文物保护法》应该保护的客观主体,

  使之更加符合《立法法》的“明确性原则”。

  《文物保护法》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就是说,《文物保护法》所保护的对象,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文物,既涵盖国家存藏的文物,也包括民间收藏的文物,自古亦然、世界亦然。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先生,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民间的收藏品很丰富,比国有单位的藏品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也正是如此,民间的收藏品既丰富,而且十分复杂,它几乎涵盖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纵向的和横向的方方面面,诸如:古生物化石、古植物标本、新旧石器时代的历史遗存、青铜器、远古陶器、原始瓷器以及历朝历代的官窑、民窑陶瓷器、有史以来的各种玉器、历代书画、古籍善本、碑帖、拓本、古代家具、古代雕塑、古代金银器、古代服饰、古代钱币、古代美酒、古代茗茶、珠宝奇石以及反映56个民族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的各种历史遗存,至于那些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公立博物馆不屑一顾的票证类、文献类、模型类、徽章类、商标类的藏品,更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数量之巨大、门类之齐全、品味之高贵,许多都是公立博物馆无法与之比肩的。

  我们认为,民间文物同国家存藏的文物一样,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文明进步的载体,它们都凝聚着中华先民的智慧、血肉与灵魂,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华儿女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民间文物,应该享有与国家存藏文物同等的法律地位、受到同样的保护。这是国际惯例,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绝不能在文物的保护上,把中国置身于世界大家庭之外。

  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是在30年前计划经济背景下制定的,虽几经修改,对规范社会行为、保护中华历史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的主要立足点是放在对国家存藏文物的保护上,而对民间收藏文物的保护涉及不多且比较原则,甚至在法理上含混不清。尤其对大量的、客观存在的民间文物没有做出准确的法律定位,由此导致了《文物保护法》对民间文物在政策支持、鉴定识别、征收捐赠、交流交易、学术扶持、展示弘扬、纠纷调处等方面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不规范,甚至严重缺失。

  为此,我们建议,在对现行《文物保护法》的修改中,首先必须明确法律所要保护的客观主体,对有关不适应、甚至与全面保护中国文物相悖的法律条文,该废止的废止,该补充的补充,该完善的完善。切实把对民间文物的保护,提升到与国家存藏的文物完全相等的法律地位上。

  此外,我们认为,文物保护绝不仅仅是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的事,也绝不单单是公立博物馆、文物研究机构的事。《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应当遵循《立法法》的“合宪原则”,必须使修改后的《文物保护法》回归并充分体现我们党“以人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治国理念,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并保证公民参与文物收藏和文物保护的合理性、合法性,更应突出全体公民保护文物的主体地位,牢固确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保护中国历史文物的主力军”的立法观念。

  二、必须坚决纠正、彻底摒弃“承认民间文物,就是鼓励盗墓”的错误观念。

  盗墓之风,自古有之。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盗掘古墓葬的犯罪活动空前猖獗、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导致了当下“十墓九空”,窖藏、窑址、遗址也“十处九空”的严酷现实,给中华民族的地下遗存文物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张柏先生早在2005年7月,回答日本电视协会记者的提问时就曾披露:“据这几十年来的初步统计,中国光是被盗的古墓就有20万座左右”。而基层的考古工作者却指出,张柏先生所说的这个数字太过保守,文物考古的资料人员检索了1997—2006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共一百个项目中,古墓葬占21项,没有明显被盗的只有3项,也就是说十年间入选十大考古项目的古墓葬,被盗率竟达到90%,而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与遗址相连的古墓。著名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到90%以上”。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政府的文物主管部门、特别是从事专业文物研究、文物保护工作的许多专家,不是从根本上去查找盗墓之风愈演愈烈的真实原因,以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建善言、献良策,积极配合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上遏制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而是提出:“承认了民间文物,就是鼓励盗墓;只要不承认民间文物的存在,就能制止盗掘古墓的犯罪活动”的错误主张。为了推行这个主张,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某些专家进而发明了“富有中国文博特色”的“两个凡是”,即:“凡是公立博物馆没有的东西,民间绝不可能有,即使有,也一定是‘假的’;凡是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律都是‘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必须承认,这个“主张”和“两个凡是”,在近几十年的文物收藏和文物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是得到了畅通无阻的、全面有效的、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的。然而,也正是近几十年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个“主张”和“两个凡是”是十分荒谬、极端错误的,纯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别有用心的歪理邪说。这个主张和“两个凡是”,不但没有对遏制盗墓产生丝毫作用、提供丁点正能量,反而成了鼓动盗墓的助推剂,成了地下出土文物大量外流的决定性祸根。

  多年以来,体制内的某些专家,一方面大声疾呼:“现在已经是十墓九空了”,另一方面却又言之凿凿地断言:“市面上出售的东西99%都是假的,民间收藏的东西98%都是赝品”。

  本来,头脑再简单的人都知道,既然是“十墓九空”,窑址、遗址、窖藏也已经十处九空了,甚至90%以上的王侯级墓葬都已经被盗掘,必然就有大量的、珍贵的地下文物流入社会、进入市场。而体制内的某些“专家”却顽固不化、肆无忌惮地用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两个凡是”来掩盖和否认大量出土文物存在的客观事实,把那些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物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斥之为“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加之主管部门的官员唯“专家”之尊是瞻,唯“专家”之命是从;进而导致公立博物馆对出土文物视而不见、袖手旁观,既不抢救、也不研究、更不保护。即使无偿捐赠,也被公立博物馆的专家以“仿品、赝品”为由,拒之门外;不仅如此,公立博物馆的专家还借助媒体,对民间志愿捐赠者进行人身攻击、人格侮辱,污蔑捐赠者的动机是为了“炒作”自己;更有甚者,公立博物馆的掌权者和专家,还给捐赠者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让捐赠者吃官司、坐班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观”,是中国文物保护的悲哀。真个是:“行善的受贫穷又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盗墓贼之所以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盗掘地下文物,唯一的目的就是谋求不义之财。东西盗掘出来了,就要寻找出路,让它们尽快变成“白花花的银子”。某些“专家”不承认那些东西是出土文物,一律定论为“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其实正中了盗掘贼的“下怀”。盗掘贼便可以凭借“专家”的“圣旨”,乘仗文物主管部门的失职,堂而皇之地把他们盗掘出土的文物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或者同国内外的不法文物商贩沆瀣一气,以“仿品”、“现代工艺品”的名义,通过海关或各种走私渠道,把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物输运到境外;另一方面,则是最了解出土文物实情的广大的民间收藏爱好者出于爱国之心、民族之情,为了避免更多的出土文物遭践踏、被毁坏,甚至通过明的、暗的条条渠道,输出国门、流落异国他乡,他们省吃俭用,利用有限的资金购买一些出土文物,然后深入研究、悉心保护,一些收藏者还因此落得个家庭破裂、骨肉分离的凄惨下场。由此,在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文博界对于出土文物就形成了“否定”与“肯定”,“破坏”与“保护”的两种观点、两种量力的严重对立与碰撞。然而,由于体制内的“专家”有主管部门的撑腰、有部分媒体为其鼓噪,加之法律的缺失,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无以惩戒,致使某些“专家”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为所欲为;而民间收藏者却因为某些“专家”的诋毁,主管部门的打压,媒体的偏颇,失去了起码的话语权,处于异常被动与尴尬的境地。

  史无前例地、疯狂地盗掘地下文物,已有三十年多的历史。我们不否认,文物主管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为打击盗掘地下文物的犯罪活动是付出了努力的。但是为何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但值得思考的是,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傲视敌人的讹诈与挑衅,敢于对抗穷凶极恶的恐怖势力;能够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为什么就不能有效地制止地下文物的盗掘呢?那是因为文物主管部门的官员,无视党的领导,违背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治国理念,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甚行,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倾听广大群众的正义呼声,长期地、一味地听信某些“专家”的谗言,任由某些“专家”的摆布。几十年来,被盗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公开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走私贩卖到世界各地,甚至已经引起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关注,并将走私出境、已由世界各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地下文物的统计数据公诸于世。即便如此,因为“专家”说“那些东西是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主管部门的官员仍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从来没有对“专家”们的臆断提出过质疑,始终对千百万民间收藏大众的呼声充耳不闻、置之不理,更没有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扬善抑恶、使谎言回归事实。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地下文物长期被盗掘而得不到有效遏制,其主要责任应由党和人民赋予专职保护历史文物神圣职责的文物主管部门承担,祸根则是那些把市面上出售的、民间收藏者收藏的出土文物一律判定为“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的某些专家。因为,盗墓者在市场上直接出售的、或通过文物贩子倒卖的明明是出土文物,而专家们却坚持认为是“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如此,不仅为盗墓者洗刷了罪名,而且为他们销赃出土文物的合法化、市场的扩大化扫清了障碍,这才真正是导致盗掘地下文物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试想,一开始专家们就出以公心、正视现实,明确指出市面上出售东西中确有出土文物,并吁请、配合执法部门严格监管、严厉打击,盗墓者还敢那样肆无忌惮地销售出土文物吗?收藏者还愿意花血汗钱、冒犯法的风险去购买出土文物吗?正因为掌握了话语权的专家们断言且死心塌地地坚持那些出土文物是“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执法部门便不可能介入监管、更不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于是,卖的合法地卖,买的放心大胆地买。因为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卖“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是犯罪勾当,买“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属非法行为。所以,造成盗掘地下文物屡禁不止的祸根究竟在哪里?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不就显而易见了吗?

  “承认了民间文物,就是鼓励盗墓;只要不承认民间文物的存在,就能制止盗掘古墓的犯罪活动”的主张,实质上就是最原始、最拙劣的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只要闭上眼睛,世界的万事万物就不存在了”的谬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博界的翻版。就如同:只要不承认私生子,不给私生子上户口,私生子就会自行消亡;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抑或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所有的犯罪行为,只要闭着眼睛、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就会自动消失一样,是荒谬绝伦的。所以,要做好《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这一主张和“两个凡是”的虚伪性、反动性,特别是给中国文物既已造成的永远都无法弥补的重大灾难。

  三、 必须充分认识文物鉴定的无序、文物鉴定的法规缺失,是

  文博界乱象丛生的重要根源,是文物保护的“天敌”。

  文物鉴定的任务,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为文物:辨真伪,断年代,定质地,标名称,评价值。

  文物鉴定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

  文物鉴定的任务,要靠人来完成;文物鉴定无论用何种方法,也必须通过人才能实现。所以,人,是文物鉴定的原动力和不可替代的主宰者。从事文物鉴定的人,除了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素质外,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责任感、坚定的法律意识尤其重要。

  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文博界,从事文物鉴定工作的人,绝大多数并未受过文物鉴定的专业教育,而是在传统的“师徒相授、口口相传”的环境中熏陶出来从业人员。他们中的不少人穿作打扮、生活情趣虽然已经很现代、很时尚,但思想观念、业务技能却与解放前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身体虽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他们知识结构、文物见识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对现代科技鉴定,心存戒备、格格不入。不说长期浸泡在封闭、保守、清高、自负大染缸里的大陆文博专家,就连出生在国际大都市的香港、长在现代化程度极高的香港的、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的首席鉴定专家翟建民先生,在某期节目中,对用18世纪就已流行的放大镜观察瓷器的做法都大加挞伐、无情讽刺。所以,一直以来在文物鉴定的实践中,常常出现对同一件文物的鉴定,十个专家就会得出九种结论的怪异现象。至于以假断真、将真判假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即使出现的错误再大、给国家造成损失多重,他们之间绝不会互相“揭短”,更不会批评、纠正。这是他们的“潜规则”,也是不可逾越的“行规”。

  就目前中国政府对文博界的管理分工现状而言,工商部门管市场,文物部门管文物出入境,文化部门管拍卖和文物市场设立,公安部门管文物盗窃,唯独对于保护文物起着关键作用的文物鉴定,却无人过问、也没有任何部门监管。致使在地下文物以各种方式大量出土的几十年里,对从事文物鉴定的人,既无法律的约束,也不受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管。造成了胡说八道有理、破坏文物无罪的既成事实。中国文博界怎么能不乱象丛生,中国的出土文物怎么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

  我们的《文物保护法》要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文物,假文物绝无保护的必要。而在我国,文物鉴定的水平却是如此低劣;文物鉴定的秩序又是如此混乱。连文物的真假,尚且判断不清,何以有效地保护文物?《文物保护法》就失去了它的立法意义;即使立了法,也形同虚设、不具有权威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

  民间的文物收藏者,在长期的收藏、研究实践中,已经深刻领悟到,传统经验鉴定是一门科学,在文物鉴定的某些方面,是任何科技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因而是不可偏废的;而科技鉴定方法所具有的对文物鉴定的广泛性、准确性,又是传统经验鉴定所无法企及的。我们认为,必须大力提倡、不断加强科技鉴定在文物鉴定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走传统经验鉴定与科技鉴定有机结合的道路,使我国的文物鉴定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此,我们建议,在《文物保护法》中,辟专章、专节对文物鉴定的方法、任务、要求以及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

  可以说,《文物保护法》是文博界的大法,国务院在制定《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家文物局在制定《文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文物评估认定条例》等法令、法规时,都必须依据和遵循《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法律条文建章立制。由于文物鉴定事关重大,我们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似可委托国务院或国家文物局专门制定一部有关文物鉴定的法令、法规,以切实保障文物鉴定能够在严格的法律范围内正常运行,从而使《文物保护法》得到有效的、全面的贯彻实施。

  四、 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范文物艺术品的仿制、生产和

  销售。

  对文物艺术品的仿制,自古就有。以瓷器为例,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前朝的名贵瓷器,可以说是应仿尽仿、无所不仿。但是,即便是奉圣旨而仿,也绝不是机械的仿,更不可能是毫厘不差的仿,而是在仿制的同时要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即使仿得再好,也绝不会以皇家的仿品充当前朝的真品,在仿制的器物上都要留下“康熙年制”、“雍正年制”或“乾隆年制”的款识,以示区别。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也曾以下达任务的形式,复制、仿制过宋代的官窑、汝窑和钧窑瓷器;还仿制过唐代的“金花银器”。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一味地强调,要使仿品达到既形似而又要神似,一方面没有必要,再者也绝无可能。复制、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继承;而继承的要旨更在于创新、发展。陶瓷器作为一种传统而又特殊的产品,不应该、也毫无必要人为地把它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拖回到古代。更何况一件所谓的“高仿品”,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价格,是不合时宜的。

  近一些年来,仿制之风的大行其道。受利益的驱使,一些企业、特别是个窑厂与文物艺术品的不法商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疯狂地制假、贩假、售假,毫无顾忌地坑蒙哄骗,把文物艺术品市场搅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除了给广大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精神创伤外,更给正常的文物收藏、文物保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一些体制内的专家,为了印证他们所谓“市场上出售的东西99%都是假的,民间收藏者的藏品98%都是赝品”的论断,极力为制假、售假者涂脂抹粉,大肆鼓吹制假者的水平已经达到“炉火纯青、足可以假乱真”的程度。为制假、售假的不法分子摇旗呐喊,为他们扰乱市场、获取不义之财鸣锣开道。

  文物艺术品的仿制,本来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应杜绝,也不该取缔。但是,仿制的文物艺术品一旦进入市场,它们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计划经济不允许任何商品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市场经济更是对假冒伪劣产品严加监管、严厉打击。我们国家虽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但是从中央到各级主管部门都在不断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都在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严格制止、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市场、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唯独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制假、售假无人过问,任其泛滥、随其发展。文物主管部门对此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既不吁请有关方面建章立制予以规范,也未见主动配合相关部门打击、监管。

  为此,我们呼吁,在《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中,应该考虑把规范文物艺术品的仿制、生产、销售纳入“修法”的内容,绝不能够让仿制的文物艺术品凌驾于千万种社会商品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不受政府的监管。

  我们认为,只要有了法律的支撑,具体的操作方法其实并不复杂。以文物艺术品市场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的仿古陶瓷器为例,无论你是仿制的哪朝哪代、哪个窑口的东西,如果是某某公司仿制的,就应在器物的某个部位标明“某某公司出品”或“某某公司仿制”;若是个体窑厂,你在工商部门登记时总要取个厂名吧,没有厂名,就在仿制的产品上标示“张家造”或“李家仿”,也未尝不可?但必须使消费者很容易辨识是现代仿品,而不是古代的真品。对于那些不宜、或不易在仿品上作出明确标识的,在销售时,必须向购买者讲明实情。凡是以仿充真、以新冒古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给予坚决取缔、严厉打击。由此,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混乱局面将得到极大改善,对中国文物的保护工作也必将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五、 必须科学地管理民间文物,充分认识民间文物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在中国的民间,爱好并从事文物艺术品收藏的人,究竟有多少?

  各个方面说法不一。有说一亿的,有说八千万的,《光明日报》2013年3月11日载文称:“我国民间收藏者已达7000万人”。就民间收藏者收藏的藏品而言,如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平均每个人以10件计,7000万人,就应该有7亿件藏品;就按1000万收藏者计算,民间的藏品也有1亿件之多。这个数字是全国公立博物馆1469万件藏品总数的7倍多、将近8倍。

  民间收藏的文物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是无容置疑的。几十年来

  ,公立博物馆没有能够抢救它们、保护它们;今后,也绝没有那个能力保护好数量如此巨大民间文物。我们国家规模最大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各种藏品的总数也不过1807558件;据最新的权威数据,全国所有公立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总数约1469万件。而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却指出:“‘十五’期间,中国首次开展了‘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结果表明,共有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其中处于濒危腐蚀程度的文物29.5万余件(组),重度腐蚀程度文物213万余件(组),中度腐蚀程度文物501.7万余件(组),分别占全国馆藏文物总数的2.01%、14.52 %和34.13%,文物腐蚀损失状况相当严重。”也就是说,人民委托全国公立博物馆保护的1469万件文物中,就有744.2万件遭到了中度以上腐蚀损害,那么,遭到中度以下腐蚀损害的又多少呢?面对公立博物馆保护文物所出现的如此惨烈的现状,我们想,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扼腕、捶胸,十三亿中国人民应当发出愤怒的吼声!单院长公布的这个当令“天怒人怨”的数字,不正有力地说明了现行《文物保护法》立法基础的脆弱、法律条文缺乏它应有的威慑力和权威性吗?半数以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竟然损害在负有专职保护责任的公立博物馆的手中,不也证明了在我国的文博系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乱象有多么典型、多么触目惊心吗?我们不得不怀疑,曾经担任过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院长之所以敢于把这个足以遭致全世界声讨、谴责、鄙视的“家丑”公诸于世,目的无非两个,一是代表全国的公立博物馆向国家要更多的钱,二是企图把公立博物馆损害国家文物的责任完全归罪于经费不足所致。盗墓贼盗掘文物是犯罪,公立博物馆损害现存的、数百万件珍贵文物,算不算犯罪?在人类社会,允不允许只拿俸禄、不履行职责;只享受崇高的荣誉、却做不出几件于国于民有益的好事的现象存在?在当今中国的任何行业都是不允许的,唯独文博界特殊、文博界例外。如果再把数以亿计的民间文物交由公立博物馆保护,民间收藏者同意吗?全国人民放心吗?我们还应该正视,许多公立博物馆的藏品,长期“藏在深闺无人识”,许许多多的藏品连在博物馆工作了一辈子的人都未曾照过面,更谈不上研究、保护了。致使大量的历史文物不能发挥它们应有的教化作用,变成了“历史死物”。

  惨痛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没有民众参与的文物保护,要保护好文物只是一厢情愿、断无好的结果;没有民众监督的文物保护,必然在腐败、官僚、不作为的黑幕中遭到虐待、损害、甚至破坏。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文物的真正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保护历史文物的主力军!《文物保护法》应当而且必须充分体现这一立法的“合宪原则”。

  民间文物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其品质、品位也参差不齐。我们认为,在承认民间文物合法化的前提下,国家可对民间文物实行分类、分级管理。例如,对那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可动员收藏者自愿上交国家,由国家给予收藏者适当的经济补偿。而对那些价值一般、数量巨大的民间文物,要允许收藏者个人收藏、保护;还应鼓励收藏者自办或联办民间博物馆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充分发挥文物的教化作用,使更广泛的人民大众能够能够真正享受到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绚烂成果,提高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使他们的情操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从而转化为建设“两个文明”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对于民间收藏的普通文物,要允许在国内进行自由交换、流通,甚至允许委托合法的文物经营机构、拍卖公司进行交易,但所有的交易活动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公开、透明地进行,必须依法、依规缴纳税收。如有必要,可以制定相关法条,禁止将一切出土文物出售给外籍人士,如有违反,按“文物走私罪”论处。如此,不仅能够活跃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更好地保护历史文物,同时还可增加国家收入,真正使文物艺术品走上产业化的道路。

  在国内,有专家、学者早就提出,除了《文物保护法》,还应制定《文物流通法》。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理事长彭中天博士,在《不流通则流失,中国需要<文物流通法>》一文里说道:“因为文物正在流通以及文物存在市场需求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适合的法律来规范,其结果只能是一个字:乱。” “由于出土文物在国内交易是非法的,那些已经在个人手上的文物就会走私出去,然后再回流回来,转一圈儿就合法了——现在是政策逼着文物出去转这一圈儿。”彭中天先生还说:“封闭是不行的,清朝封闭了,管用吗?对于文物来说,道理同样。从大禹治水那个时代直到现在,没有专门靠堵可以成功的案例,你想堵也是堵不住的。比如,你有可能限制国内的文物交易,但你制止得了海外吗?既然你的封闭制止不了海外交易,那文物一定会流失。到了今天,我们的文物管理措施要将堵和疏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你要去疏,你不去疏的结果,就是流失。”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与主张,是很值得国家的立法部门认真考虑的。如果再学习、研究一下世界发达国家保护、管理文物的办法与经验,我们的胸怀就会更加开阔,我们的思想就会更加解放,我们的理念就会与时俱进,我们的智慧就会迸发出文明的火花,我们立法治国的步伐就会更加扎实、矫健;修改后的《文物保护法》,就会更加适应国情、更能与国际接轨,更具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好中国的历史文物。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充分发掘数量巨大的民间文物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只要政策对头、管理得当,民间文物一旦进入国内的流通领域,其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以及必将带动的相关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定将发挥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

 

  民间收藏人士“《文物保护法》修法建议”征集小组

  执笔人:母 智 德

  2013年3月23日

所属类别: 母智德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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