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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东方文明的传奇与遗忘

作者:钟鸣日期:2017年1月3日 14:33

  【为何是东方,而非中国】

  去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了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迅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韩非子》“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或统诸侯,或泛指,至少“三星堆文化圈”不在内。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点很明显:“禹之时,涂山之会,执玉帛而朝者万国,汤之时三千,武王时犹有千八百国”。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所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在中华大统一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苏秉琦认为,从孔子开始,就已不把中国史看成铁板一块:“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把夏商周看成是三家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而不是一连串的三代。古人早已有“入夷则夷,入夏则夏”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其实就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源。“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李济也早依人类学的证据发现,殷墟人种并非一统,相反差别很大。这些都是质疑“大统一论”的。

  正是受“大统一”的影响,所以在一般非约定性谈话时,也很容易把旧石器、新石器、上古扯在一块,一并纳入“中国”的范畴――也就是国家的概念。而严谨的史学家,言及上古,就很担心这个词,许卓云先生便是一例。因为拉丁语的“国家”一词,有主权的意味在里面,很容易和族群、族团混淆,所以,他宁可用“政团”而不轻用国家。四川那段历史,若说先秦时期,巴蜀尚未进入华夏,现在看来,有些问题,尤其在流布民间的三星堆玉器,越来越明显呈现出更完整的华夏文化各种元素时,便让传统的史学和美学不安起来,但族团、方国之治,和其它地区没甚么不同,而且,濮、夷、滇、僰、僚、邛、冉……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超过许多地区,所以,混合及复杂性成为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就不难理解。

  不管怎样,在未厘清三星堆文化在上古史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前,先将其纳入“多元”的、或“东方”的是明智的。因为,从许多研究的结果看,在所谓“后新石器时代”,从埃及一直延展到黄河及印度河,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明,即“彩陶文明”,后来才逐渐形成各自分散、发展与进步的四个伟大的历史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拿早期古文字相比,埃及文、巴比伦文、腓尼基文和中国的都有类似的地方。但在对待具体的文化板块上,多数人实际上并未秉持此种观念,所以,才有了李济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民国史学者顾实先生,历数年精心疏证《穆天子传》,发现周穆王西行所达“弇山”、“陵羽”竟在欧亚的波斯领地和华沙近郊,此种疆域,不仅能证西周时昆仑为“天地之中”的地理实况,也能明了贾子述及“黄帝济东海,入江内,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狗国”时所囊括的疆域。这些都尚未上秦始皇的大当。

  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

  从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在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器物中(包括广汉地区和成都地区),官方的也好,民间的也罢,公诸于世的青铜器上都没发现文字。前些年,彝族学者阿余铁日在郫县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上发现其铭文可用古彝文解读,但从器型看,是春秋战国之物,和1974年郫县独白树出土的另外一件虎纹铜戈相似,都有不可释读的铭文。在蜀地,已出现了很多,但如若这些文字,也出现――而且已经出现在三星堆玉石文字中,那就得重新对待了,因为,这些文字迄今也没有正式进入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视域,铜戈铭文也与现在几成定论的“三星堆文化”时间段不合。

  三星堆文化的时间,一般设定为上限距今4500年±150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周。但这个设定,和公布的三个碳十四年代数据有出入,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2873-2340年间,也就相当于龙山文化前期。陈加林先生收藏的一件三星堆琬圭(或舌形器),上面浮雕的神人兽面纹与龙山文化出土的圭接近,形态可能更早,是比较直接的证明。这都说明,三星堆文化上限时间比夏朝(公元前2070年)还要早700多年,与常璩《华阳国志》所谓“历夏商周”贴近,也和苏秉琦先生关于“成都有五千年文化根基”的推断相吻合。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重要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假设,这些青铜古彝文,与已发现的三星堆玉石器文字能够互证,那么,三星堆文化时间的下限,就有可能后推。但目前三星堆玉石器文字,刚刚揭橥于世,根据民间所掌握的文字数量――应该在两千以上,和有所接触的专家们的看法,三星堆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也最具进行序列研究的可能。而且,和目前越来越盛行的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玉器时代”之说不谋而合。所以,我们还是先把注意力放在玉石器上。就像阿诺德·汤因比说的的:“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历史研究》)。三星堆玉石文字系统,就是这样一种事实。

  玉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巫筮礼仪用具和文字载体,肯定早于青铜,所以,嵌在石器、青铜时代之间的“玉时代”之说,势必会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照杨伯达的划分,迄今万年中国玉文化分为三个阶段:10000-4000年是巫玉阶段;夏商周至清代是王玉阶段;剩下的自然就是民玉阶段了。不管粗略笼统与否,按此,若要提“玉时代”,眼光就得落在王玉阶段,但若对照三星堆玉石实乃中国玉石文化之巅峰,夏的特征明显,“巫”的成份更重,二分法便成问题,玉时代落在何种时间也难判断,何况宗教、祭祀、天文、宗法、民俗、日常、艺术……与时俱进,“巫”与“王”就更难厘清。玉时代,其依据固然是东汉袁康《越绝书》记风胡子答楚王问剑之事: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 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按杨伯达的意思,这段话所透出最重要的信息是“玉石分家”。比较准确的意思是实用和审美之分,是功能意义上的。就鄙人所见三星堆玉石器,此分家也是指功能,比如实用工具,功能决定器型,象耜、斧、铲、锛、镰、针、凿、斤等,而非材料本身。古代本就有“美石为玉”的审美习性,三星堆玉石器这点十分突出。玉器时代不能光谈材料、造型、断代、审美、六瑞、巫玉和王玉、君子比德为玉诸如此类。我倒以为“玉器时代”,或广义的玉石文化,最重要的考量范畴则是其作为文字载体。这点,是在和陈保亚教授闲谈时被提醒的,他是藏缅语系研究方面的专家,固然敏锐,而许多人反倒忘了,在远古社会,从孤立的刻符到少量的铭文,从古籍中频频闪现的瑶牒、金简玉字、玉板、玉册、玉玺到短章长文,除陶符,都不免以玉石为先河。

  而且,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现代人才懂得传播的时空问题,其实,这点古人也很清楚。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通过书写打破时空,传诸后世,对凝聚人类的经验是很大的诱惑。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必以玉石代结绳。三坟五典言及大道,在没有竹简和轻型材料之前不借玉石又凭什么?从古玺现有的材料看,起源很早,比许多印史描写得还早。老子已言及“为之符玺”,庄子也谈到“焚符破玺”。皇帝得龙图,中有玺章。汤王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坐。可见玉为文字载体在商就已流行。若谈及三星堆,更惊人的发现恐怕还是远在夏朝之前,玉石书契,玺章册页就已应有尽有了,与三星堆文化一期上限时间是公元前2870年更吻合。

  【三星堆玉石的出土与研究】

  三星堆玉石出土,一般都要追溯到上世纪1927年的燕道成,就象父母诳小孩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洞,洞里有个老头讲故事……”。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三星堆出土玉石器,关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人。

  这些人甚至包括书上摸爬滚打一类,比如汤因比,他的论述――“各种风格正是文明历史所采取的各种动态形式的化身”,有助我们在界定“玉石文化”时能挈纲提领;H.G.韦尔斯,在他被广泛阅读的《世界史纲》中,当涉及中国文明早期形态时,竟先知般地认为:“中国文明的渊源有南北两个……是南北文化冲突、混合、交流的产物,而南方文化似乎起源较早也更高一些。”这领域曾是李济和许多学者接踵而至苦心经营的,比如就有学者,通过三代青铜爵、斝上的“双柱”――也就是鸟图腾符号演变的研究,阐明原始夏族起源于南方迁徙中原的观念,但也都未必敢说后面那句话,――而这点却恰好逐渐为三星堆文化所证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中惊讶于北美洲和古代中国艺术的相似性,两者在以下六个方面表现出共同性来:浓重的刻意风格;以“裂分的形象”(split representation)表现躯体;从整体任意分割出细部,使其脱离原位;用两个侧面形象表现某一个体的正面;高度精密的对称性,但往往运用细部的不对称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们解读三星堆文化玉石雕塑风格的基本路径。

  还更应该包括东西方早期那些田野工作者,他们有桑志华、德日进、瑞典的安特生等,新旧石器时代因他们在北方的考察而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在华西地区寻找新旧石器的还有J·修斯顿·艾德加(J.Husto Edgar)、T·库克(T.Cook)、戴谦和(D.S.Dye)、C.L.福斯特(C.L.Foster)、D.S.巴特尔(D.S.Barter)的孩子们,戈登·鲍尔斯(Gordon Bowles)。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进而谈到:“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即在殷商时期的卜骨刻字出现以前,中国文字一定有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我认为重视这个长期的背景过程,就可能有新的路子”(《安阳》)。这些都可视作为今天三星堆玉石文化和文字系统的研究所埋下的伏笔。

  三星堆玉石出土,应该很早,根据蜀地近年不断有汉墓出土类似三星堆造像的报道,可能汉代就已开始。故宫周南泉说明代就有三星堆玉器出土,是沿袭葛维汉的说法。但燕氏于1927年发现的玉石器量很大,一坑就有四百件之多。如此大量的玉石器出土,只有后来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出土玉器达七百五十多件,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玉器七百五十四件,然后就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前者出土玉石器超过七百余件,后者达两千余件。最引人注意的是,“新干大洋洲”和“三星堆玉群”都是在中原王畿以外的地区,而且都居长江流域。所以被燕氏偶然发现的窟藏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当时的参与者,非常的民间性,包括剑桥哲学博士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便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戴氏在《四川古代遗迹和文物》中强调,长期以来成都地区出土石器被弃如敝帚,所以燕氏的发现和器重便十分有益。而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发现这些石器和汉代的器物在某些风格上有“遗传关系”,主要指摇钱树,而那时还没有一棵三星堆文化的神树出土,但很快,半个世纪后这点就得到了证明。另外,通过这些石器,他还预感了中国文化和美洲玛雅文化意味深长的联系,两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而这点后来又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得到了发挥,尤其是他的《面具之道》。现在则为更多的中外学者关注,国内王大有先生尤为深邃详实。至于葛维汉的《广汉发掘简报》,其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他提到根据当地的文献记载,至明代便每年都有玉石器出土;其次,断代上限新石器时代,下限周代初期,是比较安特生和李济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再者,他定义了“广汉文化”。有步后者,再由《山海经·五藏山经》断“广汉文化”的时代为东周。

  林铭均有《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除详陈当时琐事、器物与典籍的对照,却最早由圭涉及“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之说,他直觉此发现有“无穷的希望”。通过他,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索要发掘时的照片和器物图形,以及戴谦和的文章,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中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

  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介入田野考察研究的有王家佑、冯汉骥、童恩正、敖天照、川大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等,随后是八十年代初期的集体主义的发掘、命名,“三星堆文化”遂公诸于世。冯氏最早预言“三星堆”为古蜀的中心都邑,1986年两个坑相继发现证明了这点――别忘了,发现者并非考古队,而是砖厂工人,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抢救性发掘”,随大量青铜器和玉石器的出土,尤其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铜神像出土,三星堆文化才真正名扬天下。但对它的研究也随之越来越迷茫,与器物之辉煌不符。

  依笔者陋见,阻碍其健康研究略有两大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其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前面说的“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发达文化先决论”,即使跳脱了前者,有李济、苏秉琦、张光直一流挡着,抖出“多元”的框架,或真正看出古蜀的独立,领先,或岂止独立和领先,但话涉具细,也难脱后者。比如,即使已知道了三星堆都城遗址大于中原早商都城,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这方面也发达,那方面也厉害,但就是不敢言韦尔斯所言,只好回到黄河长江文化并列、相互交流的老套路,最后仍是被动句,如某某所言,言什么呢?――言蜀文化是有自身的渊源,自身的演变的,在接受了长时期的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之后,才逐渐融回到全国的文化进程中去(李学勤语)。和钱穆的基调一致:上古至先秦,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听起来大致是对的,但一想想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由什么构成的,一细致到物或符号的“此在”,便有生理难捱的苦闷。海德格尔说,人们常说“人有他的环境(周围世界)”,但只要这个“有”仍未加规定,那么这句话在存在论上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此在”本质上是以“在之中”的方式存在的。在之中,说穿了就是和物质或某种东西的操劳方式发生关系。

  有专攻三代考古者,发现牙璋出土,全国仅四处:二里头、三星堆、郑州二里冈和陕西神木石峁,后两者不是科学出土,便只有二里头和三星堆了,如若后者某些牙璋具有更早的可能时,便马上归入未必本地制造的论调,就像三星堆大量象牙非本地所产的论调一样。结果,去年,广汉祭祀坑附近出土有动物化石,不巧落入民间,经成都理工大学古生物学家蔡开基教授鉴定,为亚洲象齿板化石,证明亚洲象曾经在成都平原生活过。是本地产,非外来货。

  由这点来看,前面所言较大城邦之富裕,当然就不会在较小城邦富裕之中,说到牙璋,比较一下安阳二里头的玉石器和三星堆玉石器(就按官方的时代推算,两个文化并存有四百年之久),风格、规模、造型之工艺、宗教之表达……,那么明显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神人、鹰首出廓的牙璋,带着大量铭文的牙璋,甚至长达3米以上的边璋牙璋,也肯定不在二里头那素得可怜的牙璋之中,“妇好墓”那樽著名的仅高7厘米的跽坐人,也不至于影响了两米多高的青铜神像,和类似的玉石神像。既然说巫玉王玉之分,那么巫玉显然就不在王玉之中。故多为和田小件、司南刚卯、汉璧剑首、明清玉牌一类养眼的专家,顿见气势磅礴的三星堆巫玉,便搔首蹙眉,难以理解和认可。其实问题很简单,既然能有26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怎么就不可能有高大的玉石立人像!

  再者,有学人谈完文明的多元论,一但话涉《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纵然怀疑,因为大量的青铜器摆在那里,最后也只能说在商文化的影响下,蜀人可能有文字或礼乐。但就笔者所见,广州的闵先生那里就庋藏有三星堆人弹五弦琴的玉石雕塑,厦门陈先生也庋藏有表现习族礼的组合玉石雕塑,金沙遗址也出土有简陋的石磬,图物俱在,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实际上,只要大量搜集散失民间的玉石资料,就会发现,钟磬礼乐之享,浮沈禘磔(祭山川曰浮沈,大祭曰禘,风祭曰磔)之祀,在三星堆玉石构成的记号图式中,随处可见。更不消说文字,而一涉及这个话题,也就觅到了关键所在。虽也偶有匠气的学者,所幸迈上了这道门槛,但一触及禹迹的问题,――说穿了也就是夏朝文字这一根本问题,便倒吸凉气,深怕越了中原,赶紧缩回传统的“古”来,仓颉造字、禹生石纽、娶于涂山、会诸侯于会稽、岣嵝碑文……,诸如此类的夷事,又都断给了华。那一破五千年文明的契机又陷入“开国何茫然”的境地。

  关于文字,有人会问,杨雄所言“不晓文字”,你又怎能反其言之,扬雄距夏更近,还是你更近?殊不知,我们也可据理反诘,孔子距夏更近,还是扬雄?显然是夫子。但就连孔子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矣。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夏不过二代便已模糊,何况杨雄,更何况今日,但从中却能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实物。两者演绎出考古所谓的双重论据法。所以,金石学之兴起,就在于包含两者,类似考古学。宋代尤盛,故王国维言:“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这些都呈现出器物的重要性来,下面趣谈引以为证。

  前时,有蜀地名流参加中原黄帝祭典,畅言黄帝的发明,文字、舟船、车马、弓矢、指南……然后又“懵”了个足球,也就是蹴鞠,遂遭起哄。其实他并没“懵”错,但如若只依钱穆《黄帝》一书,自然无以辩驳。若引孙作云先生的《蚩尤考》,便一清二白。蹴鞠即今日踢球。鞠,踏鞠,以革为圆囊,实以毛,蹴踏为戏。球旧曰丸,叫鞠丸。鞠戏为黄帝所造,是战胜蚩尤的乐舞,与周朝大武舞相同。“所就之鞠(巨六反)即蚩尤之头也。熊族战胜蛇族后,斩蛇族酋长之头以足蹴之……其后以人首易碎,乃以革为头形,中实以毛,以代蚩尤之首”(《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蚩尤为南方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战神,苗裔,“之后即为三代之夏”……。这样,也就牵涉到鲧禹的问题,牵涉到黄帝蚩尤之战之本事,――也恐怕就是北方语系和南方语系冲突下的“华夷”问题。碰巧又和三星堆玉石文化相干。因前不久,我恰好就看到三星堆玉石雕塑中有表现蹴鞠的。古之踢球并非现代的运动,而是生死门,玛雅文化也有,牵一而百发,可见器物之重要。

  不啻在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上,在已成往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上,都有这方面不同程度的的缺失。商周为西人承认,因有甲骨卜辞,口吻和阿诺德·汤因比如出一辙:“夏代是传说的朝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它们的历史性得到幸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骸证明,包括诸如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之类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历史研究》)。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西人很难认同。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中原,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除假设的“夏商分界”、“西亳”、“夏都”,包括龙山、新砦,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这种“押宝”究竟有多少成分属“断夷予华”无意识犯的错误,不得而知,反正,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其实,许多都是观念引出的毛病。所以,这样一来,国家、民间便都被推到了历史的边缘或交汇点上――那就是夏朝的文字,文字就牵扯到文字的载体,也就是器物。器物在古代可谓广义的图画,所以,宋人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三星堆玉石三者皆具。

  正因推演五千年文明,必过夏朝,所以,目光也就都慢慢的集中到了夏朝的文字,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字学与图识也就浮出水面。无怪乎,李学勤会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来求的。”因为他早已耳闻目睹蜀地出现的古文字,做过些研究。如若三星堆玉石大量的器物和文字一旦展现,必让人越加明显地感到,李济在文字演变过程中建议关注的“背景过程”,弄不好,恰恰就是要由三星堆的文字系统来呈现,“新路”可能就在这里。可惜,这点又一如既往地肇始民间,但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三星堆玉石器的民间收藏与研究】

  从燕氏发现三星堆玉石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除十来件归华大博物馆,其余均流布民间。解放后王家祐还说服燕道诚儿子捐出一批玉石器,数量不详,也不知是否属四百件。反正散落异地和国外的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一件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墨玉质的捆绑俑,上世纪30年代为爱德华·索南夏因所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件三星堆牙璋,张如柏教授应邀访台时见过。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流失海外的地区亚洲居多,包括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葛维汉、林名均在燕氏基础上正式发掘的玉石器、陶器六百余件,归藏华大博物馆。

  这期间出土的玉石器、青铜器上都没发现“文字”,――而也绝非如此,因为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个“H”符号,据王大有研究,其实就是“风姓氏”本字,也就是前面所言“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玉石神人首最多。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150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加上其他人辑录的共有三百余种。这些符号中有面具纹、神树纹、眼形纹、花蒂纹、手心纹、水波纹、房屋、人首、虎、鸟或蝉,可解的有“王”字、“三皇”、“伏羲女娲”,可排列组合能解作句子的有“蜀王作剑长乐”或“蜀王作兵常胜”等。这些巴蜀图语的载体是青铜兵器、乐器、印玺、漆器,器物有数千件,铜器均为錾刻。

  “巴蜀图语”的发现可推至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青铜器近千件,当时哄抢一空,少数落入好古者手中,经研究误认为是夏代文字。到四十年代,经卫聚贤收集整理研究,并在他所办的《说文》上公布,确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但这些和目前出现最多的玉石文字并非一个书写体系。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90年代初文物开禁,地摊式的文物市场成为二级市场,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其中刘氏最精,作有专著,未脱传统框架,均不成气候。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成为规模最大的藏家,十余年,收藏三星堆玉石器上千件,其中,除30余件转让上海吴某,其余全归成都的汉德公司,注册成立了一家玉器艺术馆。其中大纵目人面具、玉鼓、浮雕玉拼板(二十余块)尤为珍贵,仅其中一块,经香港高科技鉴定,不算文物,仅材料本身评估价值就达十万元。藏品中契刻文字的不少。外地收藏较多者是深圳和香港,计有三百余件,其中,三米长的牙璋和边璋为重器,数件器物有大量纤细如毫发的文字。广州闵先生为蜀人,故收藏有大小玉石器一百余件,其中,神树和浮雕拼板为大器。三件神人顶鸟、顶龙、顶龙蛇鸟最精,均龙溪玉。其中数件也有符号文字。厦门陈先生藏有200余件,本书所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成都明里暗里约有二十来位藏家,估计有三千余件。目前能知道的大概就这么多,实际恐怕要超出这个数量。

  围绕这些“没坑口”的神像璆琳,不少权威先后入蜀参与鉴识,余所知就有雷从云、周南泉、殷志强、汪尊国等。三星盛名,私下又由此享誉京畿各地藏界。因为专家多从传统的器型、沁色、材料入手,互有偏爱,各执己见,雷氏崇齐家文化,周氏较重三星堆。而且,尚有不少权威本身的对立者们,按潜规则反其道而论之,你说对,我就说错,故正负影响,也一时难辨。周氏刊有两卷本《古玉人神仙佛卷》。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引三星堆实物图片全为民间庋藏,因为若论神人,青铜除外,国家广汉、金沙坑口出土的玉器中就没有,俘虏跪俑不算。论述平常客观,但还是传统器物描述性的,未脱旧有的史学或工艺框架,多有附会,比如把橄榄目式玉神人解为方相氏,还有工具或“解玉沙”一类,――因为通过已发现的三星堆玉石图像,我们甚至会发现三星堆文化时期制玉工具有进化的迹象,至少夏末商初就用上了金属工具。关于文字,始不敢首肯,后来稍认可。但最重要的是说风格受齐家文化、夏商文化、甚至南亚文化的影响,难让人信服。看来,传统经验及方法,在面对三星堆玉石文化漫长演进的时间和复杂多变的图式时,几乎束手无策。用一些专家的话说,有许多器物连命名都无从下手,又焉能企及功用,真可谓“国之神器”!

  三星堆文化研究十分混乱,颇似瞎子摸象,抓住半截就跑,学天文的说璇玑、学美术的论跪俘有眼无珠更含蓄、治民族史的说三星堆人是羌彝人、旅游世界的诌三星堆人来自以色列、还有说是埃及文化……。藏家也有自己的阐释。虽失简陋,常附会历史,但因直抵器物,无知无畏,所幸也就跨出一大步。

  他们在甄别真赝,运用矿物学方面的知识,辨材析料、追踪矿源、对青铜、玉石器进行高科技鉴定,甚至往汶川龙溪乡考察龙溪玉矿产地,取不同的玉石材质,作高科技鉴定、辨析,包括红外光谱分析、拉曼光谱分析、X-射线分析等,这些工作、活动,也大大促进了民间规模化的收藏。尤其是关于中国古代大型玉石器制作,金属加工的特征,与官学相同,2006年在成都就曾举办过“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讨会”,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人高大伦先生,就有《商代玉器的一个重要特征》发表。此特征就是大型玉器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就是采用了金属工具(但不一定是高氏说的青铜切割工具)。这点也为台湾陈启贤的“微痕观察法”所证实。而最能证实这个特征的大型玉石器物,几乎全在民间,而目前比这更重要的却是玉石文字。

  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引向玉石载体的,是张思勇和梁锦华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这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结合器物,比读专家权威们泛泛而谈、东抄西摘的文章过瘾。体制内的未能如愿以偿,最重要的一环即器物缺失。而此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之努力,诋毁民间的恶果。

  权威本在社会之内,按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见,就是受民众之托,防(学术)道德和逻辑的不一致性,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正好相反,不学无术、金钱、名利和无根之学问以及维护此学问和地方利益之恶劣,扩大了这种不一致。传言,某国际学术会上,就已有人提出,闻三星堆玉石器几乎全在民间,今后序列性研究又有何作为? 这就是自食其果。

  虽然,张梁二氏所撰《初探古蜀玉石文》尚未脱“中华大统一观”和“中原文化发达先决论”的影响,但追溯源流之际,也每每直抵要害。比如,从不同器物的文字符号,发现三星堆文字是序列性的,从早期刻符,演变为包括二里头(有玉琮,契刻48个符文,竟有15个二里头陶文)符文的文字,最后是接近甲骨文或金文的文字。而且,书写方式混杂多样。这也不奇怪,可能“夏朝”文字本就如此,比如被钦定的《淳化阁帖》所录入的神秘文字“夏禹书”,就被认为是甲骨文和古彝文的混合。再者,此书难能可贵之处是,在作者试图运用双重论据法去对照玉石的器型、文字、时代时,不无冲突混乱,却也坦荡表现出来,不似权威文字勉强捏拢表面流畅的假学问。其实,这并非作者没有搞懂,而这恰恰就是治理古蜀史的难题,也是疏证夏史和文字的症结所在。你想想,按任乃强的看法,连常璩那卷《华阳国志》也多冲突处,若再引用来佐证今日所得古物,岂不乱上添乱。

  恐怕大家心急不得,没两代人,三星堆玉石文字是梳理不完的。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功归功,过归过。

  【真相就在那里】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幻想的瘟疫》)。再如,德国的厕所就是理解第三帝国恐怖的钥匙,这种传统的德国厕所,“下水孔在前面,因此粪便排泄出来以后,我们先要闻它的味道……能造出这种厕所的民族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借这种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

  恰好天水傅家门遗址出土的六件卜骨,测定为距今5600-6000年左右,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卜骨。上面的刻符,与八卦中的阳爻、阴爻及太极图相似,可作伏羲在天水创“先天八卦”的考古支撑。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陈氏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49.5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象“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诸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晤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陈氏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诿,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遗忘了。

  2009年4月20日于蜀中点石斋

  (这篇文章,刊载于上海书店出版的《三星探玉》,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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